作者归档 致诚律师

 　　来自河北邯郸的任卫猛在北京某家具厂工作，长时间的加班令其不堪重负，在操作“万能剪”的时候，右手的拇指最后一节被锋利的剪刀锯断。伤好之后，任卫猛跑到家具厂去寻求工伤赔偿。厂方假意与他交涉，假借为他认定工伤为名，骗走了他的诊断证明。等他发现对方的真实意图时，厂方不但不归还这一重要的证明材料，还强行将其赶出了工厂。

　　任卫猛四处求助，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无法获得工伤赔偿，他只好回了老家。偶然的机会，一位老乡很兴奋地和小任聊起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现注册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免费帮助他打官司的事情，小任心里突然一热，决定到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求助。

　　那只伤残了的微微颤抖着的手让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时福茂律师无比痛心。看着泪流满面的小任，想到那些翻脸不认人的厂方，时律师决定尽力帮助眼前这位遭遇不幸的年轻人。

　　万事开头难。时律师询问是否有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的证据，小任无奈地摇头，苦笑着说：“时律师，别问了，劳动合同、工作证、工资条什么的我都没有，诊断证明也被拿走了。现在我身上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时律师一边安慰任卫猛,一边想着取证的其他途径。

　　送走任卫猛，时律师和同事们就开始讨论案情，确定办案思路。此后，时律师每次和家具厂通话都进行录音。经过几次和对方的交涉和谈判，在时律师的巧妙问话下，对方终于在电话中承认：任卫猛的确就是他们厂的工人，并且的确在工作时受伤。几位援助律师欣喜不已，因为这是申请劳动仲裁或者提起民事诉讼的重要事实前提。

　　几天后，时律师和任卫猛以及同事一大清早就奔赴通州的家具厂去取证。到了家具厂门口，一脸严肃的保安拦下一行三人，说：“你们干什么的?”时律师说我们来找老板。保安硬邦邦地称领导正在会见重要客户，不便会客。硬闯显然是不可行的，时律师急中生智，不再提出见领导的要求，而是开始和保安热络地攀谈起来。在聊天中，时律师发现保安和自己一样也是河北人，于是借着老乡的关系，时律师顺势提出说能不能让任卫猛到他受伤的车间看看。这次保安爽快地答应了。时律师一边和保安说着话引开他的注意力，一边偷偷给同事使眼色让他赶紧给任卫猛到他工作的车间、机器拍照录像。看到同事取证成功的暗号，时律师便借故离开了家具厂，转而赶到几公里以外的小镇，沿途找了一家婚纱摄影中心，将录像照片等获得的资料刻录成光盘，并额外备份。为了以防意外的发生，他和同事各随身带一张，并留一个在租借的车里。之后，三人再次返回家具厂，在坚持了好一阵之后，终于得以和负责人见面。两相交涉，双方在伤残等级和赔偿数额上不能达成一致，为了以理说服对方，时律师送出一本工作站编写的《办理农民工案件实用手册》，并建议他认真考虑律师的建议。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家具厂始终没有任何回应。时律师决定不再等待，开始着手帮助小任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仲裁的关键材料——诊断证明却在之前就被用人单位骗走了。时福茂安慰小任说：“没关系，直接的证据原件我们找不回来，可以再到医院去找备份。”但是医院的医政科、病案科、门诊室、急诊护士办公室都无法提供相关的备份文件。时律师不气馁，又前往急诊医生办公室求助。主任说：“这个事情实在没辙。你们病历本都丢了，真的没有办法。”律师们说明他们提供的是法律援助，而求助的当事人是一名农民工，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主任被打动了，开始发动整个办公室查找小任的诊断证明记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个小时的翻阅，底联终于被找到了，并根据这个底联医院补开了一张诊断证明。

　　所有缺失的材料都齐备了，接下来的维权进展非常顺利。9月2日仲裁开庭，家具厂同意了小任的要求，答应赔偿4.8万元。看着小任激动地捧着来之不易的赔偿费，时律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初冬一天，有一位六十来岁大爷走进邢台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问道：“您是律师吗?我有事情想咨询。”张立辉律师赶忙让大爷坐下来，倒了杯水，：“大爷您先喝口水，歇歇，慢慢说。”张律师仔细观察，发现这位大爷的右手始终插在裤兜里，凭着办案经验，张律师心里有了数。大爷喘了口气，开始讲他的遭遇。

　　一切还得从2年前开始。那时候，大爷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某天，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大爷一晃神，脚下一滑便摔下几米高的脚手架，一时动弹不得。工友们马上找来包工头，包工头见大爷状态不太好，受伤情况挺严重，就带着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之后，非常严肃地对大爷和包工头说：“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包工头听说要住院，想到要垫付大笔医药费，不乐意了，连忙转而拖着大爷去了一家简陋的个体小门诊。小门诊的医生不分青红皂白就用绷带把胳膊绑了起来。庸医的误诊让大爷的伤一个多月之后都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为耽误了最佳医疗期而永久地落下伤残。大爷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之路。

　　大爷家住在离邢台市40多华里的沙河，为了节省下几块钱车费，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他就凭着单臂，骑自行车来回奔波于沙河和邢台之间，风雨无阻。尽管大爷始终坚信能够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是在往返了20多趟之后，他发现自己一直像皮球一样被各个部门推来推去，这个时候的大爷越来越迷茫，完全不知道应该向谁申诉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说到这里，张律师看到大爷的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期冀的光芒，这让张律师感觉到身上的责任，于是很快地投入到案情和证据的整理中。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是难点却在大爷超过了申请工伤的期限。按照工伤赔偿程序维权，仲裁、一审和二审已经败诉。看着大爷憔悴的面容，伤残的手臂和那辆已经陪伴着他走过无数坎坷的破旧单车，张律师有些心酸，暗暗握紧了拳头，心里想着，一定要尽力采用各种方法帮上大爷，最终决定转变维权途径，以人身损害为由重新立案。为了提高胜诉的可能性，张律师搜寻了大量可获得的资料，包括一些地方法院的判决，国务院工伤保险方面的法律解释以及内部纪要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律师终于帮着大爷讨回了两万多元的赔偿，大爷用这笔钱治好了自己的伤残。出院之后，大爷骑着他那辆自行车来到工作站，一进门就爽朗地和律师打招呼问好，并从包里拿出一面锦旗，双手递送。他紧紧握着张律师的手说：“本来以为我这把老骨头总得拖着一只残疾了的胳膊进棺材，但是没有想到你们这么帮忙，不但让我治好了伤，还为我讨回了补偿和生活费，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们。这面锦旗说的是我的心声，这两个红包你们也一定要收下，就当是为以后来咨询求助的农民工朋友们捐点钱。”说着从包里掏出两个红包塞给我。张律师忙不迭退回去，说：“锦旗我们收下了，至于红包，心意我们收下了，钱您一定要拿回去，您生活上还有很多需要用钱的地方。”大爷颤巍巍地将红包踹到怀里，老泪纵横!

　　2006年12月的一天，曾经在鑫茂大厦打工的温某等人来到了工作站，向律师痛诉了自己和40名工友的经历。在完成所有装修工作之后他们被无良的装修公司拖欠18万之巨的工资，然而诉诸法庭并未能让装修公司重新承担起支付劳动报酬的义务，没有支付能力的包工头被法院要求承担全部责任，而有支付能力的深圳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则是仅需要在两万余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根本难以执行的判决让农民工们深有被欺骗的感觉。

　　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受理这个案件后，我们成立了专门的办案小组，迅速确定办案思路。两位律师经过连续4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工作，案件材料快速整理完毕。农民工律师提起上诉，要求深圳装饰公司承担全部劳务费的连带责任。然而案件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二审法院质疑改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相关责任人也避而不见农民工。面对困顿的处境，农民工们变得茫然而又冲动，一度坚持要去围堵二审法院，甚至要去市政府上访。我们多次做农民工的工作，劝导农民工要理性维权，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我本人几次与办案法官沟通，多次讨论修改法律意见书，将应该由深圳装饰公司承担全部劳务费的连带责任的理论依据和实证依据详细分析，提交给二审法院。

　　年关在即，农民工思乡心切，却没有回家的路费。在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多种救援方案的支持下，农民工先行拿到了2.8万元的劳务费，实现了春节前回家的心愿。农民工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律师的工作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律师马不停蹄地继续着下一步的诉讼。最终，在律师们的不懈努力下，二审法院改判深圳装饰公司对农民工的工钱承担全部连带责任。此后，许多机构通过各种媒体了解此案后，向北京致诚农民工中心索要该判决，作为判例使用。

　　2009年1月1日，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刘红律师在省总工会和省广播电台开通的“农民工维权热线”直播节目现场接到农民工杨棋林的投诉，称其有100余名农民工被福建某公司兴元绿洲项目部拖欠了100多万的工资。现拿不到工钱，准备在省政协、省人大会议期间上访，刘律师马上劝说其放弃上访想法，相信法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在接受委托后，刘红律师和程积炎律师一方面立即开始对农民工身份及被拖欠工资的核定。由于农民工数量多涉案金额大，他们整理案件材料直至深夜。另一方面积极与福建公司进行谈判。由于在工程的方量、单价、质量等方面，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律师们亲自与农民工、公司方代表到建筑工地现场测量方量，并先后四次与公司谈判。单位原本只愿意支付11万5千元，经过艰苦的努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建委的主持下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福建公司于2009年1月19日前支付35万元，用于解决其所欠4个班组70%和1个班组40%的拖欠工资，剩余部分待工程决算后一并支付。此案从受理到结案仅仅用了20天，2009年1月20日将工资发放到农民工手中。 

　　2007年3月7日，山东阳谷县农民工宓思全经人介绍到一机械厂工作，用人单位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2007年12月20日下午，宓思全在工作中被液压机压掉了右手五个手指和整个手掌，整个右手被截肢。该机械厂在支付初期医疗费后，就不管不问。此后，宓思全及其村委会负责人多次因赔偿事宜与该厂协商，均被拒绝。宓思全及村委等人到当地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工伤认定处多次投诉，均未得到答复，反而遭到承办人员的蛮横指责。

　　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接受宓思全的委托，指派李强、刘国伟律师承办此案。该案的证据材料几乎为零，只有一位本村工友的证言，分析案情后，律师决定首先应搜集证明双方存在实劳动关系的证据。律师亲自到该机械厂了解案情，遭到拒绝。于是向当地劳动行政机关投诉，希望当地主管部门能够协助搜集证据。经过交涉，取得了劳动监察大队和工伤科的协助，一起前往涉案单位取证。几经周折，终于见到该单位负责人，但其以“该伤系本人违法加班造成，与单位无关” 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在劳动部门联合执法人员的询问下，该厂负责人认可宓思全是其职工的事实，联合执法人员现场做了记录。律师立即向劳动工伤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8个月后，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五级伤残。律师就该案向阳谷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案发至申请仲裁一年半的时间里，农民工往返阳谷、聊城几十次，农田中的庄稼都荒芜了，家中还有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右手又急需做二次手术，时时疼痛难忍。用人单位的拖延滥讼，使当事人身心极度疲惫。

　　为了最大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了不再看到受伤农民工及其家庭继续饱受煎熬，律师多次与宓思全到阳谷县政府法制办和负责人交流，希望政府协助调解此案。

　　经过办案律师的多次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用人单位现场支付宓思全工伤赔偿款84000元。宓思全拿到84000元赔偿款后，村书记兴奋地说道：“思全，你真有本事，从省里请来人帮你，你在咱这十里八村可算是名人啦!”

　　宓思全下意识地用左手抬起失去右手的胳膊，激动地动了动嘴唇，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嘿嘿地笑了几声。

　　结案后，在律师即将准备返回济南时，宓思全与其村干部及其亲属一行十几人来到阳谷汽车站为律师送行，并送来的一面绣有“打虎故里伸正义，情系民工求公平”的锦旗，深表谢意。

　　2004年7月，时福茂怀着对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执著追求与梦想，投身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负责农民工维权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位农民工法律援助专职公益律师。

　　妻子为了支持他的事业，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带着7岁的孩子随他来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时福茂一家三口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破旧的30平方米的一居室，居住条件差，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手机曾几次因欠费而停机!生活虽然非常清贫，从事律师近十年，直到现在还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他却感到非常知足，非常充实，非常欣慰。

　　摘自《劳动午报》2008年12月29日

　　11月19日上午，118名农民工通过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向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捐款人民币4万元、电动自行车2辆以及部分办公用品。这次捐赠源于时福茂律师刚刚办结的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118位农民工因被公司拖欠工资集体辞职，在援助律师时福茂及其同事的艰辛帮助下，最终拿回了220多万工资和补偿金。

　　这只是这位农民工律师这些年做的数百次法律援助案例之一。由于他的孜孜以求，如今的时福茂最响亮的称谓是——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

　　望尽天涯觅出路

　　淡薄名利解民忧

　　时福茂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六七岁就开始利用暑假跟随父亲外出打工。他曾当过搬运工、做过建筑工人，对农民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缘于此，时福茂在1998年踏上律师道路的第一天就告诫自己，一定要替弱者伸张正义。

　　2000年夏天，河北省广宗县的赵瑞涛等172名农民工跟随包工头从事抹灰工作，工程结束后被欠工资约8万元，在时福茂律师的无私援助下，历时4个月，79000元的工资款终于全部拿到。该案让时福茂与农民工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年7月，时福茂怀着对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执著追求与梦想，投身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负责农民工维权项目，成为我国第一位农民工法律援助专职公益律师。2005年，他和著名律师佟丽华一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并担任工作站执行主任。

　　妻子为了支持他的事业，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带着7岁的孩子随他来到了北京。刚到北京时，时福茂一家三口在单位附近租了一套破旧的30平方米的一居室，居住条件差，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手机曾几次因欠费而停机!生活虽然非常清贫，从事律师近十年，直到现在还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他却感到非常知足，非常充实，非常欣慰。

　　风雨磨砺终不悔

　　为民消得人憔悴

　　选择了公益，就选择了奉献。专职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背后，是无尽的辛劳付出。有时钻研案子太投入，其他律师下班把大门锁上了，他竟浑然不知。

　　2006年1月22日晚上9点多，冒着刺骨的严寒深夜赶到工地，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妻子因担心他的安全，顶着凛冽的寒风陪他一起去了工地，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等在外面的妻子就帮助报警。在冰冷的简易房中，和老板经过约6个小时的斗智斗勇和软磨硬泡，老板终于同意当场结清55名农民工的工资，直到第二天凌晨约3：30他们才筋疲力尽地离开。回家后只休息了三个多小时，早上又准时到单位上班。

　　近年来，时福茂为民请命，许多案子让人有口皆碑：耿士京等64人欠薪案及温碗春等41人欠薪案件，被公益律师称为处理包工头携款潜逃案件的成功范例，并成为一些基层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判例”;“肯德基”假劳务派遣案，一举促使“肯德基”改变了在整个中国的用工方式，使肯德基在华数千员工直接受益至少数千万元，并推动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进程;而断臂童工于浩伤残赔偿案结案报告，则成为处理童工案件的办案指引。

　　时福茂不仅为农民工无偿法援，还参与撰写并出版了《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追讨欠薪》等六部书籍。2006年，他又创办了农民工普法学校，不但免费为外来务工青年开展普法讲座，而且培育各地农民工维权志愿律师。几年来，他培育各地农民工维权志愿律师2100多名;多次到奥运场馆等建筑工地对农民工进行义务普法，直接普法对象8000人以上。

　　今年9月，时福茂因为连续多日加班，休息不好，上火引起牙疼，左侧脸部肿胀变形，因腮部化脓严重肿胀，嘴都无法张开了，医生查看病情并听到时福茂律师的工作状态后，建议立刻采取切口引流手术，强烈建议休息一周，否则可能引起严重的败血症。时福茂为了不影响工作，，在医生将其腮部切开将大块脓包挤出后，当天下午带着口中的引流条又返回工作岗位。

　　运筹帷幄掌航舵

　　危难之事必躬行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他尽心尽力无私奉献;作为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委员会秘书长和北京工作站的执行主任，他更是以身作则，充分发挥领导、管理、协调全局工作的职责，积极参与推广公益法律援助新模式，带领全体同仁积极引导、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目前已有20个省、直辖市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一支专职、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正在壮大、形成，中国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华意等23名农民工在北京丰台打工，工程结束后，他们不但没有拿到工钱，反而被老板赶出工地。这些人在去丰台政府上访途中，被时福茂发现并及时拦下，劝其到工作站商议，避免了一起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最终在时福茂的帮助下通过调解先拿回2万元工资，后来通过诉讼又拿到剩余的33976元。李华意等23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送去了写着“农民工的亲人保护神”的锦旗。

　　在时福茂律师办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中，曾发生多起遭受用人单位负责人或包工头恐吓、威胁的情况，多次接到“卸只胳膊、卸条腿”“灭掉”等电话，但是，他总是临危不惧，没有一次因为受到恐吓、威胁而终止援助。

　　2006年9月8日下午，时福茂带领两位律师一同赶往用人单位调解一起案件，刚到几分钟，五辆小轿车就不期而至，并立刻从轿车中出来十七八个社会青年，时福茂等三人被他们团团围住。这些人目露凶光，一副黑社会的阵势。但他镇定地在一片敌视的目光中找到公司负责人，时而义正词严地对其讲理，时而推心置腹地进行劝告，帮其分析利弊，最后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所欠农民工的工资。

　　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时福茂律师受理了一起群体性欠薪案件，经过两天不分昼夜的深入调查，发挥专业优势、巧妙调解，最终让包工头支付了所欠工资，及时维护了农民工的权益，阻止了暴力的发生，避免了上访事件的出现，为平安奥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期间，他带领工作站的律师提供法律咨询427件，接待来访828人次，其中10人以上群体性案件25件，都给予了满意答复和妥善处理;共办援助案件37件，涉及114人，涉及309万余元。通过一个个事件的成功解决，为维护奥运期间的社会稳定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桃李不言自成蹊

　　朗朗正气暖民心

　　几年来，时福茂拒收农民工送来的感谢费20余万元，有些农民工被谢绝后，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些农民工把时福茂律师当做好兄弟，连孩子上学的事情都愿意给他说说，时福茂说，他非常自豪的就是常常收获这些信任与感动。

　　在工作站的会议室里，农民工送来的锦旗已经层层叠叠地挂满了墙壁，而且，工作人员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农民工写来的感谢信。虽然错别字很多，还有的文句不通，但那些发自内心的质朴的话语，让时福茂一次又一次的感动。

　　魏天伦、刘风廷老夫妇在丰台区一家公司打工时不慎摔伤。老板拒付医药费，还踢碎了他们的饭碗。经过时福茂3个月不懈的努力，终于帮他们要到了赔偿款，案件有了结果。夫妇二人眼含感激的泪水，拉着他的双手，要跪地致谢。“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老人竟如此感激。看着跟父辈一样年龄的老人要跪谢自己，我心如刀割。”时福茂律师的工作日志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时福茂这样说：“诗人艾青有一句经典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只因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怀着这样的爱与责任，为中国2亿农民工的权益奔走，为党和政府分忧，为社会和谐稳定尽力，我无怨无悔、永不言弃!”通讯员赵二良项霄

 　　案例：小刘在某服装公司做制衣工，从去年开始，服装公司由于订单减少，营业状况也开始下滑。特别是后半年来生意更是不景气。因此，从8月份开始，尽管小刘都按照公司要求完成了工作，但服装公司每个月只给了她600元工资，余下的工资就用副食品、毛巾和公司生产的衣服代替。这些东西有的不实用，有的根本就不值那个价钱，尤其是服装，自己穿不着，卖又卖不出去，小刘和其他员工就向公司申请别再发东西了，还是给工资，可公司方面说目前经营状况不好，流动资金不足，只能用实物冲抵工资。公司这样做对吗?

　　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直接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如果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可以由劳动者委托的亲属或者其他人代为领取。用人单位也可以委托银行代发工资，给劳动者办理银行卡或存折，将劳动者的工资直接转到劳动者在银行的存折账号上。

　　不管用人单位采取何种方式，都必须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

　　用人单位不能直接将劳动者的工资支付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支付给劳动者，也不能克扣或者以其他形式如提供产品等来代替，这些形式是非法的，用人单位还应当向劳动者承担支付工资的责任。

　　如果劳动者是跟着包工头出来干活儿的，劳动者应该知道：自己是和用人单位(承包建筑工程的公司、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形成劳动关系，而不是和包工头个人形成劳动关系。不能让用人单位将工资发给包工头之后再发给自己。如果包工头和用人单位把钱结清了之后，带着钱逃跑了，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再给他们支付工资，不用到处找包工头。

　　用人单位必须以书面形式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律师提醒：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在我国就是指人民币)支付。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老板说工钱到年底再一起结算，这样做合法吗?

　　案例：张明等6人经老乡介绍来到某办公大楼工地做石料铺贴，开工时包工头先和他们说好，每人每天120元。工作一个多月后，张名就向包工头提出发工资，包工头却说工钱到年底了再一起结算，现在要是用钱，只能借给他二三百，到时候结算工钱的时候再扣除。张明总觉得这样不不放心，可是工友都说这是建筑行业的“行规”，这种行规合法吗?

　　不合法。根据《劳动法》第50条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用人单位应当在约定的日期给劳动者支付工资，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比如约定在每月的1号发工资，在“五一”和“十一”节日长假中，1号正好是放假的时间，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就应该在4月30号和9月30号发工资。如果是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也可以按照周、日、小时的周期支付。

　　当前在建筑领域中普遍存在着完成工作后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情况，也就是工程全部完工并且经过验收以后才给劳动者发工资。根据《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第10条的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至少每月向劳动者支付一次工资，且支付部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季度末结清劳动者剩余应得的工资。”就北京市而言，建筑领域在每季度末结清工资也是允许的，但用人单位应当保证每月给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数额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年底结算工资，则是法律不允许的。

　　对于完成一次性临时劳动或某项具体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的协议或者合同的规定在劳动者完成劳动任务后即支付工资。

　　律师提醒：建筑工人也享有按月领取工资的权利，如果确实不能保证而只能在季度末结清的，也必须每月发给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如北京市201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160元。

 　　案例：小徐在北京一家餐厅当服务生，2010年2月该餐厅只给他发了800元的工资。小徐就去找老板，以前明明每月都是1500，现在怎么少了一半?老板说，这个月过年放了7天假，回来后生意又不多，营业少收入就少，再说服务员也没干多少活，当然要按劳给酬，只能发800元。老板这么做合法吗?

　　餐厅老板的说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小徐虽然在当月干的活不多，但其付出了正常的劳动，单位就应当给其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报酬，也就是不低于1160元的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约定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的社会活动，都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以下收入不包括在最低工资范围内：加班费;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遇等。

　　律师提醒：最低工资标准是强制性的规定，如果单位支付的工资低于该标准，劳动者可以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全国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