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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有奖猜谜活动中一展身手
沈阳网讯(记者 张奇玥文并摄)9月22日，沈阳市文化宫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服务农民工文化大集”带到了沈阳市鲁园农民工市场。演出既有文化宫舞带来的京剧、模特表演，也有农民工独唱、舞蹈。
现场还举办农民工科普知识展和有奖猜谜活动，数百名农民工围在挂满谜题的展板前“探讨”得热火朝天，不时打趣道“这你都不知道”、“真笨”。活动现场，市文化宫工作人员向农民工免费赠送、发放电影票和京剧、评剧、歌舞、杂技等文艺演出票以及农民工技能培训听课证、艺术培训服务卡、图书借阅卡、上网卡、网络会亲友视频卡和拍照卡等。
市文化宫相关负责人表示，与农民工一起举办“情系农民工服务新市民”大型公益文化系列活动，旨在让农民工感受工会大家庭的温暖，了解市文化宫针对农民工开展的诸多活动，吸引他们参与到文化宫的活动中来学习知识，娱乐身心，提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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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新闻网讯 数万元工钱没有着落，无奈之下，24位农民工就来到天然气CNG加气站闹事。在新建县劳动监察局的帮助下，经过多次协商调解，24位农民工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
今年7月份，新建县劳动监察局接到西山天然气CNG加气站丁文楠等24位农民工的欠薪投诉。接案后，该局多次联系西山CNG场站工程中化四建江西项目部负责人了解情况，并赶赴工地深入调查。根据调查取证，劳动监察工作人员认为，这起农民工工资拖欠案件是由于项目部施工员对工程量验收后已与农民工结算并签字盖章认定，但项目部负责人认为结算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不符，否认结算而导致。7月底，劳动监察部门向中化四建江西项目部下达了询问通知书，要求该项目部以书面报关于拖欠丁文楠等24位农民工工资情况，但该项目部负责人拒绝签收。
8月，新建县劳动监察局再次向该项目部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并耐心对其负责人做工作。经过多次协商调解，中化四建江西项目部最终答应支付丁文楠等24位农民工工资。昨日，中化四建江西项目部已支付农民工现金6.566万元，剩余1万元答应限期支付。(胡炫 记者 黄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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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讯(通讯员 姜华) 花爆厂倒闭，负责人不知去向，49位农民工工资无处找寻，无奈诉至法院。9月20日，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通过与金溪县安监局协调，提取了金溪县陈坊乡城湖花爆厂在县安监局享有的烟花爆竹行业转产补助资金50000元，从而顺利执结了涉及该花爆厂的两件涉群体性执行积案。
2006年，吴虎等32人受雇于金溪县陈坊乡城湖花爆厂做工，尧盛清等17人则受雇为该花爆厂下属的引线厂做临时工。2007年，花爆厂经营不善，拖欠吴虎等32人工资共计106629元并出具欠条，约定当年5月9日支付。此后不久，引线厂也因经营不善停产，负责人向尧盛清等17人出具了欠工资28684元的欠条。欠条到期后，花爆厂未及时支付，吴虎等人随即向金溪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并获支持。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经法院协调，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花爆厂陆续支付了部分工资款，尚欠20000元未支付。而尧盛清等人则因维权意识不强，直至2008年3月才向法院起诉。此时，花爆厂早已倒闭，资产已被处置完毕，负责人也不知去向。尧盛清等人虽然赢了官司，但却没有拿到分文工资款。执行法官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花爆厂及其负责人财产线索。终于在今年8月份，执行法官获悉，城湖花爆厂在县安监局有烟花爆竹行业转产补助资金5万元。执行法官迅速与县安监局协调，提取了该笔资金，一举执结了上述两件积案，使49位农民工兄弟拿到辛苦钱。
通过致诚律师当前，农民工正悄然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然而农民工群体处于“农民”向“市民”的过渡过程之中，工作、生活空间与城市居民相对隔离，文化习惯与城市居民差异较大，对所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与所在城市的其他居民在文化上缺乏交流。
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政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呼吁，要做好农民工的文化工作，切实维护和有效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
记者日前深入到北京、四川等地对部分农民工进行了采访，详细了解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内心诉求。
“在公园看热闹是最主要的文化生活”
张二牛，男，38岁，河南开封籍农民工。他出来打工已经10年了，目前和几个老乡在北京朝阳区欢乐谷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当瓦匠。“前俩月干完一天活儿，没事儿就睡，要不就是闲聊。”张二牛说，“现在好多了，因为天黑得比之前早，晚上能早早收工，可以去公园、广场散散步、看看景。”
“在我们建筑工地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每周一、三、五晚上，附近居民都自发组织唱戏和扭秧歌。”张二牛告诉记者，他每次都去看，这也是他最主要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个时候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晚上7点多，工地收工，张二牛和工友吃过晚饭后便会到附近的街心公园去看居民们扭秧歌、唱戏，但他们只看，并不参与。即使如此他们也觉得比待在工地宿舍里强很多。有时公园没有热闹可看，他们也会去逛逛附近的超市权当散步。如果白天没有活，他们则会到公园里闲逛聊天来解闷。
张二牛的工友老王今年40多岁，多年来跟随建筑队在外面跑，他养成了除了干活就是睡觉的习惯。近段时间，由于经常听张二牛绘声绘色地讲述外面的新鲜事儿，他也打算去看看。“看看景、听听戏，再和大家聊聊天，也挺开心呢。”老王笑着说。
张二牛说，他们工地有几十个工友，大家的平均年龄在30多岁，闲下来时都觉得很闷。“去外面是有戏看戏，没戏看景。要是能有人组织我们看两场电影，看个文艺表演啥的就好了。”张二牛的工友老李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除了上了岁数的农民工，在北京还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都在25岁以下，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李明来自河南安阳，在北京回龙观一家粥铺做服务员，虽然老家离北京并不算远，可他已有大半年时间没回过家了。身材高大的李明总显得有些忧郁，他说：“其实在这儿每天要工作近10个小时，除去吃饭时间闲下来的时间并不多，说不上业余文化生活怎么过，就是在逛街时顺便买份报纸或者杂志什么的，有时一本杂志会翻上几个月。”
和李明一起工作的韩阳说，他刚来时总觉得无聊，休息日会去附近的公园，后来自己攒钱买了台电脑，就迷上了网络游戏，《传奇》、《大话西游》等是他最爱玩的，遇上休息日经常会通宵玩游戏，业余时间大都花在虚拟世界里的厮杀、升级上。韩阳说自己并不是真喜欢玩网络游戏，但是发现玩这个很能消磨时间。“自己也梦想憧憬过，在上学时我也喜欢看书并写些文章，可现在这一愿望好像渐渐离我远去了。”
26岁的宋亚洲在一家饭馆当厨师快一年了。宋亚洲说他中专毕业后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他很喜欢参加集体活动，觉得这样会让自己的视野更开阔。宋亚洲感慨地说：“要是餐厅能定期为我们员工组织一些活动就好了，让大家都来参与，这么多工友能一起玩一玩该多好啊。”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农民工对业余文化生活都充满了渴望。“要是城里人把不看的书报杂志送给我们看就好了。”“要是能为我们组织个演出什么的就好了，让我们也高兴高兴。”“要是能给我们农民工也成立几个兴趣小组，定期组织我们爱好相同的一起玩玩，聊聊天，那该多好啊。”
“感觉自己身处都市文化的孤岛上”
8月31日晚8点，笔者按约定准时来到张静娴位于大竹县城的家。她刚下班回来，正吃晚饭。她高挑的个子，白皙的脸庞，纤细腰身，穿着白色连衣裙，显得青春、阳光，身上看不到一点农家女孩的乡土气息。她租住的屋子是一室一厅，简洁干净，正好适合与在餐馆打工的母亲两人居住。
谈起她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有所农民工夜校”。说这话时，张静娴眼睛发亮，脸庞灿若桃花。“如果有所夜校为我们农民工免费开放，下班之后，我们可以去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工作所需的业务知识，学习融入城市的生存之道。”
25岁的她打工已经有7个年头，18岁师范毕业后在武汉从事了5年瓷砖销售工作，期间还参加过演讲比赛，做过瓷砖专场特卖会的主持人。她所在的企业还经常组织一些节目什么的，她总是积极参加。武汉的打工经历练就了张静娴的口才和能力。去年，她回到四川省大竹县老家，应聘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从事房屋销售。下了班与小姐妹逛逛街，购购物，吃吃饭，有时去KTV唱唱歌，想用自己的努力得到城市的认可，可常常觉得很无聊，虽然现在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她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还需要做点什么。
念过师范的张静娴能歌善舞，但平时缺少展示才艺的机会。“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她哼唱着，音质很美，说《春天里》是自己最喜欢的歌，“旭日阳刚”触动了打工一族，也唱出了农民工的心声。
她说，“我有时去KTV唱唱歌，自我陶醉，自我欣赏，闲暇时也喜欢听听mp3。县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各单位都热火朝天地组织排练红歌，但农民工却参与不进去，县里的歌咏比赛也没有‘农民工方阵’。在广场演出时人山人海，在外面就能听见红歌连连，看着别人在台上唱，我心里直痒痒。”
生活中这样的文化“隔离”有不少。城市文化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许多外来务工者挡在了外面，而打工者又修了一道新的墙，把自己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
两代农民工都在为改变命运而努力打拼。他们一方面没有时间去享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即使有时间也享受不了高质量的文化生活。
晚上10点，张静娴在餐馆上班的妈妈带着一身疲惫回来了。她说自己30岁时就外出打工，如今整整15年了，当时静娴尚小，她爸爸任村干部，兼顾照顾静娴和弟弟，不让娃儿成守留儿童，现在弟弟已经读大四了。“晚上干什么?吃饭，然后睡觉。一天工作有时十来个小时，累得很，连电视都很少看，更莫说参加啥子活动了。最先在东莞干了几年，因为两个娃儿要上学，打工挣的钱分分厘厘要算着花。住在集体宿舍里，根本没有时间出去玩，也不敢出去玩。出去坐车要钱，看电影、看戏票太贵，想都没有想过出去玩。”
张静娴的母亲说自己对文化生活没啥需求，“只要子女成才，有知识，不走自己的老路就行。”
大竹县城本来就不大，她们有时去广场走走坐坐，看城里人跳舞。当女儿的，偶尔上网、聊天，或是看看书报杂志，有时还把自己的生活感悟记录到QQ空间里，甚至幻想有一天自己所写能登上报刊的“打工一族专栏”。城市发展很快，公共设施日益商业化、高档化，原来的那些文化馆、图书馆却又与务工人员无关。麻将成为了张静娴母亲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结果一不留神，一个月近2000元的工资就打了水漂。
“其实我不想这样虚度青春年华，想城市真正接纳新一代务工人员……我不想像父母这样白天当机器人，晚上做木头人。”张静娴说，在员工间、工友间也有明显的群体分层，大多以地域为界线，过着各自的集体生活，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都站在文化“孤岛”上，身后的“故乡”已模糊，未来的“家乡”仍遥远。
“现在的年轻人在城里待惯了，回老家基本熬不了几天，春节就像走亲戚。我们忙农活，她待在家里除了煮煮饭不是守着电视就是睡觉。她从没拿过锄头，没种过地，对农活很陌生，等她弟弟大学毕业，我也回老家陪伴她父亲种田，自由自在，空气新鲜。”静娴母亲说。
他们身在城市，心灵却难以在此栖息，他们在创造城市物质繁华的同时，却要忍受城市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寂寞。(张晶 张天红)
通过致诚律师今年以来，河南省洛宁县法院全面加强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的诉讼接待和司法保障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认真落实导诉员和首问负责制，开辟案件受理绿色通道，确保农民工权益案件及时得以立案受理。
二是进一步加大农民工权益案件司法救助，对农民工因劳动争议或追讨工资、劳务费用而申请缓、减、免交诉讼费用的，依法给予缓、减、免。
三是依法及时审理，对涉案农民工权益确定，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并依照规定提供了担保的，裁定就一部分或全部标的款先予执行。
四是注重灵活运用调解手段，因势利导，耐心做好庭前、庭中、庭后调解，尽力促成当事人和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通讯员郭新智)
通过致诚律师9月17日,记者获悉,东营市法律援助再次为31名农民工讨回了血汗钱,最终为他们追回了18万多元的工资,再次维护了农民工权益。
原来,梁山县小路口镇的民工张某等31人对东营市某配套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完毕后,对方却迟迟不与民工进行工资结算。“当时觉得对方很可能要赖帐,结果真的如此,我们最终没有带着工钱回家与亲人团聚。”一位农民工称,春节刚过完,“我们15人再次回来讨要工资,却没有任何结果。”后来他们便找到了东营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援助。
援助律师接受本案后,对案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援助律师深知,“民工讨薪案是个敏感案例,办案过程中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况且本案的民工人数众多,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引起社会问题,造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接受该案的律师表示,“因为张某在实际施工中,是以31名民工的小组长的名义和包工头协调、结算等。”所以后经过多套方案的立案,确定以农民工张某为原告,起诉建设单位和包工头讨要工程款,同时要求发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立案工作结束后,案件进入举证期,中间过程一波三折,随后案件到了审理阶段。第一被告某建设有限公司辩称:公司与第二被告是劳务承包关系,并已付清所有工程款项。第二被告辩称:公司确将工程款支付本人,但不只有张某这一个班组,另有四个班组,款项共计301173.55元。本案工程由原告和赵某共同承包,并且已经与原告结算了大部分款项。剩余款项除去机械维修费、施工不当的罚款、质量保证金、丢失工具赔偿款等还余2404元。但原告拒不接受。
后来援助的律师进行了缜密分析,最终案件有了转机。近期,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工程款180319.53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看到案件判决书后,张某等31位农民工对案件结果表示满意。
针对农民工维权难的问题,援助律师也提示农民工,第一,要清楚了解该项目的承建单位是哪家建筑施工企业。因为只有弄清楚用工主体,才能依法投诉。第二,要及时维权,越早越好,不要超过投诉举报的规定时限和劳动仲裁或诉讼的时效。第三,要了解维权渠道,农民工应向与用人单位注册机构同级的,具有管辖权的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此外,还可通过司法途径,比如申请劳动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解决问题。第四,农民工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其合法权益同样受法律保护,因此在发生工资被拖欠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千万不能采取爬楼、堵路等过激行为和暴力等手段,一定要理性维权,依靠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赵尔靖 李茂华 逯建成)
通过致诚律师本报讯 (记者练情情 通讯员唐庆联) 金秋九月，广州拉开了法律援助宣传月活动的序幕。昨日，广州市法律援助处联合白云区司法局举办“法律援助进企业”活动。活动在广州市格风服饰有限公司厂区内举行。
记者获悉，只要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是在广州审理或处理的，非广州户籍的人同样可以在广州获得法律援助。目前，广州为农民工提供的法律援助人数甚至已经超过了本市户籍的市民。在广州推出的针对农民工的十大便民措施中，有六类案件申请法律援助可免经济审查，包括因工工伤赔偿、医疗损害赔偿、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水上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及群体性纠纷等。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实行审查、受理、指派律师只需要一个工作日的时间。对于那些被集体欠薪的农民工，法援处将组织律师团为其追薪。
通过致诚律师中广网成都9月8日消息(记者刘涛 巴中台记者施政)记者近日从四川巴中市司法局获悉：为就近、快捷、方便在外农民工，享受到家乡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今年以来，巴中司法部门先后在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浙江、广东、河南、新疆、湖北等9个省市，建立了13个法律援助联络站(点)，聘请法律服务专业人员13人，为在当地务工的巴中籍民工贴身服务。
巴中是革命老区、属劳务大市，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在120万人左右。设立这些法律援助站(点)，将覆盖巴中籍在外农民工集中地的9个省会城市或较大的市，受惠农民工达50多万人。
据介绍，法律援助站(点)具体承担为农民工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及时收集上报重大法律援助案件信息，受理并初审法律援助申请，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与驻地法律援助机构衔接沟通异地协作办案等。
今年1-8月，这些法律援助站(点)，已为巴中籍民工提供法律援助32件次，受援人187人，为民工挽回经济损失280余万元。
通过致诚律师据9月6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将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受理专台。
这对在京农民工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期盼这一措施能真正为农民工排忧解难。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笔者担心其流于形式。
现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都设有帮农民工讨薪的机构，但各地还是时有农民工讨薪难的事发生，何也?笔者观察，一是政府有关宣传不到位，不少农民工仍不知道“讨薪办”的存在，遇事还是不知道该找谁;二是有关部门服务不真诚，有的“讨薪办”就是应景的玩艺，年终时领导重视是个样，平时就是个牌子。
所以要发挥法律援助的作用，首先应给农民工发个服务手册之类的，让大多数农民工知道有这个事;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对法律援助人员提出严格要求，避免有的法律援助人员只为完成任务而出工不出力，更要坚决杜绝法律援助人员吃请、索礼。
通过致诚律师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农村的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同样重要的还有保障农民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农民权益维护的怎么样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农民群体，农民工。他们农忙的时候在乡为农，农闲时进城打工，成为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国产业工人当中人数最大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边缘的群体，他们权益的保护一直被看作是维权的难点甚至是曾经的盲点。那么，农民工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如果发生拖欠工资或工伤事故当然需要农民工自身去提高法律意识、去主动维权，但是他们绝对需要帮助，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
——摘自 2008年10月18日播出的《新闻调查——农民工律师》
中国有超过2亿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至少要影响到超过5亿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不仅关系到保民生、保人权，而且关系到保稳定、保和谐;中国目前有16万律师，有刑辩律师、房地产律师、金融律师……但有多少人能说自己是农民工律师呢?可能有人要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农民工律师呢?
我们认为，农民工律师应当具备三个特点：有专业的知识和办案技能;基本追求和主要工作是代表农民工的利益;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免费的。中国目前虽然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劳动法律师和专家，但他们更多的是代表企业利益，而非农民工利益;有些律师虽然也主要代表农民工利益，但主要是收费服务，作为本就弱势的农民工，本着正义，他们有权享受到免费法律帮助。目前中心所培养的超过五十名律师专职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不收取农民工的任何费用，通过办理大量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成长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