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归档 致诚律师

案例：周某在逛商场时，看上一款标着“全国统一零售价13800元”的彩电，周某刚买新房，觉得彩电能够实行全国统一价，应当不错，就当场买下。但几天后，周某在逛另一商场时发现，这款彩电的价格只有9800元，周某随后又去了多家商场，价格都是9800元。 周某随即找到当时买彩电的商场要求退货，并双倍赔偿，商场说彩电并没有质量问题，哪有买贵了就退的道理。周某一怒之下将商场告上法庭，他能要求商场退货和双倍赔偿吗？

周某与商场之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双方的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基于公平、诚信的原则，作为经营者的商场，不仅应出售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还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商场在并非全国统一零售价的彩电上，标出超出正常价位的“全国统一零售价”，其提供的服务有欺诈性，周某因为商场的虚假宣传而购买，成立的是一个可以撤销的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据此，周某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撤销彩电购买合同。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如前所述，商场提供的服务存在欺诈行为，周某当然有权获得双倍赔偿。

近日，实施家暴的深圳市公务员廖天野跪倒在父母面前,向父母道歉。

10月30日下午，深圳文明办、关爱办相关负责人探访了廖天野一家。廖天野称，当时自己面临种种苦恼，重压下，他对父母有了一些怨气，而彼此缺乏沟通，导致积怨越来越深。在政府工作人员面前，廖天野的父母主动把他们与儿子冲突的责任揽在身上，希望社会各界能给廖天野一个机会。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报纸上刊发了《致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黄扬略的一封信》，希望大家通过对这件事共同反思、广泛讨论。

此次事件自此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一方面，廖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父母道歉；另一方面，父母也足够的体谅子女，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政府角度，不可否认，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促使此次事件能够尽快的、正面的妥善处理，并且给社会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宣传，进而也展现了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讨薪被打如何杜绝？

     “上千务工农民在武汉打工时遭遇欠薪，讨薪不成反遭殴打，37人被当场打伤，9人重伤住院。”类似的报道常见报端，何故？

      我正在办理一起案件，王春雷等人被拖欠工资38000元，一个月前王春雷在讨薪时被打成轻伤，公安机关正在主持调解，王春雷对于行凶者只赔付18000元调解意见不能接受。《劳动法》已经颁布17年，“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这样的条文对农民工来讲竟然成了空文。不按时支付工资，用人单位的行为已经构成违法，难道我们的政府部门没有责任吗？为何形成刑事案件政府部门才介入？为何能形成长期、大额的欠薪？

      农民工为单位的生产及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却连最基本的工资都得不到及时支付，单位欠薪，法理难容。其实即使法律规定的再完备，让农民工去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实际上都是对农民工的极大不负责任的态度。事先预防不足，事后查处不力，导致农民工欠薪事件频发。保证农民工及时获得劳动报酬这是政府的一项责任，政府应当充分运用行政手段预防、查处单位的欠薪行为，而不能在农民工被欠薪后，让其自己去打官司。一些农民工根本不具备这种维权能力，用人单位欠薪，政府不预防、不查处，不及时出面解决，这对农民工来讲是不公平的，更是政府相关部门不负责任的具体表现。

     “乱世用重典”，在当前农民工欠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应当严格执法。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和“恶意欠薪”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对于“醉驾”大家关注的更多，交警查处的力度也非常大，被科以刑罚的司机也不少，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醉驾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但是因欠薪导致的刑事案件已经很多，但是老板因“恶意欠薪罪”被处罚的又有几人？违法成本过低、执法和司法不严，导致一些老板仍然敢于叫嚣，敢于对抗法律，敢于继续欠薪。

2011年4月20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执行主任时福茂来到望园西里社区，为农民工朋友讲解如何在打工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具体技巧，包括如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何认定与用人单位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介绍了最新的劳动合同法中保护劳动者的条款。培训得到了在场农民工朋友的欢迎，取得了良好效果。

    ●合同内容不规范

　　●劳务派遣被滥用

　　●合同签订率低

　　●监察执法滞后

　　我国拟进一步统一、细化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办法和政策措施。这是记者从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在常委会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报告时指出，在肯定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的基础上也要清醒看到，在局部地区和领域也存在劳动关系紧张、劳资双方对抗性增加、劳动纠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等情况。

　　报告指出，劳动合同法实施中主要存在四大问题。

　　——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及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仍然偏低，部分已签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规范、履行不到位，一些地方对企业用工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底数不清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检查中各地普遍反映，建筑、制造、采矿和服务等行业中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因经营规模小、基础管理工作薄弱、社会配套服务缺失、经营者劳动合同法律意识淡薄，劳动合同签订率仍比较低，已签劳动合同也存在必备条款不齐、变更解除不规范以及不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不缴或者少缴社会保险费等问题。有关部门对小企业劳动用工缺少管理手段，许多基本情况未掌握，难以实施动态监管和有效指导。

　　——劳务派遣在部分单位被滥用，损害派遣工合法权益问题比较突出。检查发现，近三年来劳务派遣公司和劳务派遣人员明显增多，用工单位用工有不少超出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范围、在主营业务岗位长期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同工不同酬、不予参加社会保险或少缴社会保险费，参加工会和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等权利得不到保障，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缺乏归属感和责任心并希望改变现状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劳务派遣机构资质较低，难以履行法律责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能力较低问题比较突出。

　　——集体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集体合同覆盖范围不够广，签订集体合同的企业所占比例不高，小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所占比例更低。集体协商工作仍存在“企业不愿谈、职工不敢谈、双方不会谈”和“重签订、轻协商，重文本、轻履行”的问题。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队伍建设滞后。我国现有劳动保障执法专职监察员约2万人，平均每人需面对1700多户用人单位、近2万名劳动者。特别是基层力量薄弱、机构不健全。与所承担的执法任务相比，机构设置不规范、专职劳动保障监察员严重不足、执法装备落后以及执法力度不够、监察队伍素质有待加强等问题十分突出。基层调解组织和仲裁院建设也明显滞后，调解仲裁服务能力难以满足维权需要，案多人少的矛盾比较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执法检查组建议：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进一步统一、细化贯彻实施办法和政策措施；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组织清理各地有关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尽快制定工资、劳务派遣、集体合同、职工民主管理和劳动用工备案以及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负担等方面的专门法规和政策措施。

　　此外，执法检查组还建议，严格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大力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签订工作，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本报记者 白 龙 张 洋

案例：杨某驾驶的小轿车与宋某驾驶的货车相撞，造成搭乘杨某小轿车的乘客张某当场死亡，两车受损。北京市某公安局交警支队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杨某负主要责任；宋某负次要责任；张某不负责任。死者张某之妻能够要求哪些赔偿？

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可以要求以下赔偿项目：

（一）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二）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项目除第1项外还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三）受害人死亡的赔偿项目包括：除第1项费用外，还包括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四）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的慰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损失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的规定，张某虽为农村户口，但从2000年起长期居住在北京市，以经营人力三轮客运服务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张某有关损失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北京市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计算。

案例：王某开车时因违反交通规则致使某行人伤残，交警勘查现场后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责，共需要赔偿受害方3.6万元，赔偿金额包括伤残费用2万元，医疗费用1万元，财产损失6000元。王某曾购买了交强险和10万元限额的商业三者险，他能从保险公司获得多少赔偿？

交强险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是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交强险中对于死亡和伤残赔偿的范围包括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食宿及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对医疗费用赔偿的范围包括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且合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财产损失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保险的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对此，保监会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了赔偿范围和现行赔偿限额：死亡伤残限额110000元；医疗费用限额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死亡伤残限额11000元；医疗费用限额1000元；财产损失限额100元。同时，交强险还有多种免赔规定，如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损失；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及被保险机动车上的财产遭受的损失；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按照交强险的理赔项目计算，在上述案例中，保险公司应赔偿受害人3.2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费用2万元，医疗费用1万元，财产损失2000元。按照商业三者险与车损险的理赔条款计算，剩余的4000元财产损失可以从商业三者险中得到赔偿。但由于王先生承担事故全责，保险公司通常会扣除20%免赔率，这时王先生只能得到3200元商业三者险的理赔款，所以王先生总共能得到35200元理赔款。

案例：46岁的王某租住在北京某区的城乡结合部，一天下午，陈某开办的小卖部要装修，需要拆石棉瓦房，陈某雇佣王某等三人为其拆房。王某在上房拆石棉瓦时，由于石棉瓦被雨打湿糟烂，王某脚一滑，从房顶摔了下来，导致头面部出血、摔掉两颗门牙。王某当日入住医院治疗，经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花费医疗费上万元。王某能要求陈某赔偿吗？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伤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王某受雇于陈某并在从事陈某家的拆石棉瓦房的过程中受伤，陈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雀巢爆出黑龙江双城垄断奶源、压低奶价等一系列问题。一定意义上，雀巢被曝压榨奶农不是偶然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漠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后果只能是使企业离市场的需求越来越远。

首先，雀巢收购奶设备POS机上采取“八舍九入”的做法有违常理，因为在一般的交易中，惯例是采取‘四舍五入’的计量方法。显然，雀巢此举实际上已经违法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与其世界五百强的称号并不相称。所以当下，迅速击破这种潜伏在奶站并克扣奶农的潜规则势在必行。

对“八舍九入”的做法，雀巢公司已责成供应商对设备进行重新调试，全部按实量计算。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雀巢需要进一步拿出长期、持续和有效的一揽子整改措施，只有在收购信息透明后，才能增加奶农的议价能力，继而切实保护农户的自身利益。

其次，雀巢的收奶模式遭到普遍质疑。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一直是跨国公司难以除去的痼疾。奶站使用非常规的计量方法实则是变相克扣奶农，吞噬掉奶农应该得到的利益。雀巢对奶农的严格要求被雀巢视为是保证质量的重要手段，而事实上，雀巢对于奶农的要求不只是严格，而近似于苛刻，比如，在收奶环节，雀巢还采用“连坐”的方式控制质量等。

一方面，雀巢通过设备和政策来克扣奶农，另一方面，在操作中，不使用机械化步骤而把挤奶等工作交给农户手工完成，显然，在非真空状态下手工挤奶不能保证奶源不被污染，一旦奶在源头被污染，那么后续的运输、加工等环节再好，也不能保证终端奶产品的质量。

再次，雀巢在收奶站聘请了大量人员，但是对于责任的认定，雀巢并不能以奶站工作人员是临时雇用性质而予以抗辩，换句话说，收奶站雇用的临时工作人员使用“八舍九入”的做法即被视为雀巢企业自身的行为。

一定意义上来说，雀巢这种有意规避法律责任的的做法实是得不偿失。

最后，雀巢与双城市政府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关系被诟病，而要破解当前的困局，就需要斩断作为企业的雀巢与政府合作的利益链条。

就双城市政府而言，其能够引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确实是一件利民的好事，但是双城市政府不惜“放下身段”与雀巢进行商业合作等行为实则有违政府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定位。其参与到商业领域的风险在于企业可以借政府行政权力之便，获得垄断的奶源，并获得超额利润。

不幸的是，在奶农利益与企业利益面前，双城市政府选择了能够提供巨大税收的企业。

放眼望去，雀巢双城克扣奶农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颇多，比如，农户的利益如何保护，农业合作社的集体谈判能力如何加强，跨国公司在华如何严格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如何与跨国公司进行健康和持久的合作等。

无论如何，作为跨国公司的食品业巨擘，雀巢在中国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如此冷漠与傲慢，也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农民工公益基金”是由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与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发起设立，下设于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的独立动本专项基金。基金针对特困农民工发起“义助行动”，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并资助那些特困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与教育问题；基金鼓励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发起 “新市民行动”，倡导并致力于帮助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城市新市民。

主体：“农民工公益基金”以农民工及其子女为主要救助人群。

宗旨：以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能力，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帮助农民工养老，支持残弱农民工维护权益，促进伤残农民工康复为宗旨。

资助范围：

1、为伤残的困难农民工提供救助；

2、对进城农民工开展引导性培训；

3、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与就业介绍；

4、支持农民工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

5、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

6、支持农民工法律援助与普法教育；

7、为农民工提供劳务输出培训；

8、为困难农民工提供养老帮助、支持建设农民工养老设施；

9、以及双方提出的符合基金会章程要求的其他相关项目。

一、“新市民行动”

在目 前的大环境下，城里人和农民工之间有隔阂，户籍制度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如果项目主体只针对农民工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针对农民工是希望农民工能够 了解自己拥有哪些权益，享有哪些福利，当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该如何求助，权益受损时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针对公众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农民工的现状以 及他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改善农民工在公众中的形象。

项目目标：通过新市民行动，鼓励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使农民工和公众之间互相了解，农民工不再与城市生活相隔离；通过政策倡导，改善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的状况，推动城市接纳农民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市民。

项目内容：

二、义助行动

项目目标人群：伤残农民工。伤残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专业的技术，在找工作的时候处于弱势地位，经济收入较少，生活质量差，还不能拿到工伤赔偿，有的人子女还在接受教育，生活状况极为贫困，急需社会的帮助，因此把他们定为项目的主要目标人群。

项目目标：通过开展义助行动，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并资助伤残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存与教育问题，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项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