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公司是指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公司。关联关系，则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有一些用人单位就利用关联公司间的人员调动来降低用工成本逃避法律责任。当发生劳动争议后，几家单位互相推诿，造成劳动者维权困难。
用人单位通过安排员工在不同的关联企业工作、或者将员工的劳动关系与实际用工分割在不同的关联企业中，以此来混淆劳动关系、逃避责任，这是非常容易的。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张冠李戴”：劳动者明明是在甲公司工作，签订的协议或合同上盖的却是乙公司的印章。比如在李晓案件中，他在恒信纸制品公司工作，但发生工伤后，老板与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盖的却是鼎盛创意广告公司的章，后来才查明广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老板的妻子，而且该公司已经被吊销。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王洪彬案件中。王洪彬一直在水产经营公司工作，但双方发生争议后，水产经营公司却拿出了他与万泉兴业中心签订的劳动合同，而水产经营公司和万泉兴业公司的负责人都是老板戴某。通常情况下，老板要求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赔偿协议，都是让员工签字后再收回盖章，很多情况下只有保存在单位的一份合同或协议，这种情况下，员工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与谁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第二种是利用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来混淆劳动关系。比如代清伟案件中，代清伟起初在蓝天公司工作，后被蓝天公司安排到浪度公司工作，两个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在浪度公司无故辞退代清伟后，律师经调查才发现，蓝天公司为其购买了社保，支付了工资，而浪度公司则与其签订了合同。而且，代清伟在浪度公司工作期间，还签订过一份《合伙协议》。这种混乱的关系给代清伟维权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第三种是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承包经营”，阻断劳动关系。在崔高隆案件中，崔高隆认为自己从1993年至2010年都在商城大酒店工作。但在仲裁期间，商城大酒店却拿出了承包合同，声称在此期间酒店曾先后承包给四家单位，崔高隆应当是承包公司的员工，与酒店无关。后经律师查明，商城大酒店与后三家承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同一人。相对于前两种方式，关联公司通过“承包”的形式来改变劳动关系更具有隐蔽性。
第四种是一套人马、几套牌子，让劳动者也无从知晓自己是哪个公司的员工。如宋文信案件中，老板名下注册了两家公司，两个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同一办公地点，同样的业务和办公人员。宋文信受伤后确认劳动关系时，他自己也不确定属于哪个公司的员工。只要他申请与甲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方就以乙公司做挡箭牌。虽然这种情况下，费一些周折后还是能确定一个用人单位，但显然要拖延更长的时间，如果劳动者恰巧处于仲裁时效或者申请工伤认定的临界点，拖延时间很可能就造成难以维权的后果。
关联公司无论是通过以上的哪种形式，结果都是劳动者的权利被损害：损害之一是无法与真正的用工单位确认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推卸了责任，而“伪装”成用人单位的关联公司的资质、经济状况都不明了，甚至已经被注销，根本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损害之二是工作年限“缩水”，劳动者明明连续工作多年，但通过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或者承包关系，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就被分割成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几段”，劳动关系不连续，即使劳动者已经连续工作10年以上，也无法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而且，一旦被辞退后，经济补偿的数额也就大大减少了。
建议：
如果劳动者是被原单位安排到新单位工作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一规定可以解决劳动者因工作年限“缩水”而导致经济补偿减少的情况；但是，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如何接续、是否能够要求与原单位（或新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却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劳动者被原单位安排到新单位工作的，劳动者成为新单位的员工，新单位就应当为其上保险；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而被原单位安排到新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如果工作满10年的，就有权要求新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者自始至终只在一家单位工作，却被要求与其他关联公司签订合同，这种情况下，裁判机构应当根据劳动者给谁提供劳动、谁给劳动者支付工资等实质要件来判断劳动关系的归属，即使签订有劳动合同，也应当认定与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如果几家关联公司中难以确定劳动关系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几家公司承担。这是因为，劳动者处于被管理的地位，根本不可能了解关联企业之间的种种幕后操作，而劳动关系不清晰，本身就是由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造成的，因此可以由最后一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全部工作年限承担责任；或者由几家关联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案例：
在李晓案件中，李晓在恒信纸制品公司工作，一次在工作中右手受伤，拇指、食指、中指缺失，治疗费用都是恒信公司支付。出院后，老板白某和他签订了《协议书》，除了已支付的费用外，另外再赔偿8万元，李晓继续在公司工作。但《协议书》上的单位名称却是鼎盛创意广告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白某的妻子宋某。临近春节时，李晓得知父亲突发急病急需用钱，就向老板提出辞职，要求支付全部赔偿。老板支付了3.9万元后不再支付，李晓就向援助律师求助。律师经调查后发现，老板白某在2009年注册了恒信纸制品公司，而鼎盛广告公司在2010年1月已经被吊销。经律师调取证据，才确认了李晓与恒信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
在宋文信案件中，宋文信在某机电设备公司从事司机工作。一次在搬运机器时被砸伤右脚，单位支付了住院费就不愿再承担任何责任。由于宋文信没有劳动合同，援助律师就帮助其先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机电设备公司为了逃避赔偿责任，声称与宋文信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律师后来得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名下还注册了另外一家公司，两个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同一办公地点，办公人员、业务也都基本相同。机电公司就利用两公司的这种关系来否认与宋文信之间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虽然宋文信提供了很多间接证据，但由于没有书面合同，最终还是败诉。
在崔高隆案件中，崔高隆从1993年至2010年在商城大厦公司名下的商城大酒店从事维修工作，由于崔高隆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酒店未交纳社会保险而被辞退。崔高隆因此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商城大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在仲裁开庭期间，崔高隆才得知酒店在其工作期间曾先后承包给四家单位，最后一个单位是百元宾馆，因此商城大厦公司认为崔高隆是百元宾馆的员工，与自己没有劳动关系。后来经律师调查发现，商城大酒店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承包酒店的后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仲裁委以无有效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崔高隆的申请。起诉到法院后，法院也以无证据证明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判决驳回了他的请求。
在代清伟案件中，代清伟在蓝天公司从事喷漆工作，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作期间，代清伟被蓝天公司安排到浪度公司工作，两个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在浪度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代清伟与浪度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代清伟继续工作，但没有续签合同。后来浪度公司无故解除了与代清伟的劳动关系，代清伟就来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在调查后发现，蓝天公司为代清伟购买了社保，支付了工资，而浪度公司则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代清伟在浪度公司工作期间，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欺骗他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代清伟还莫名其妙的收到过一家名为浪度名家公司要求订立合同的通知。由于这三家公司之间的关系难以分辨，律师将其作为共同被告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没有受理此案，之后，律师经过努力后终于得以在法院立案。法院经审理后认定，蓝天公司与浪度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向代清伟支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在王洪彬案件中，王洪彬从2003年开始到某水产经营公司工作。2010年7月，王洪彬因回家照顾孩子向公司提出辞职。由于水产经营公司没有上保险，他因此提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未参保的补偿。但水产经营公司主张，双方仅在2003年至2007年存在劳动关系，2008年以后王洪彬是万泉兴业水产销售中心的员工。水产经营公司还提交了王洪彬与万泉兴业中心的劳动合同，以及水产经营公司与万泉兴业中心签订的《委托发放工资协议》。仲裁和一审法院审理后均认为，上述证据虽然显示自2008年后王洪彬与万泉兴业中心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由万泉兴业中心委托水产经营公司代为向王洪彬发放工资，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水产经营公司和万泉兴业中心的负责人均是戴某，因此认定两企业为关联企业，判决水产经营公司应当向王洪彬支付未上保险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