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轻女孩离职被索赔34万
小云和小朵来自黑龙江，从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工作。
从2014年7月起，她们被一家公司录用，并被委派到幼儿园教英语。
2015年3月17日，幼儿园因为市教委防止“小学化”的政策影响，停止课程安排。两姐妹没有课上，工资仅有一千多，在消费水平极高的北京根本不够花。
4月5号，她们跟经理打电话提出离职。当时经理也没说什么，可一个月后，她们竟接到了仲裁委来电。
原来，前公司已经悄无声息地将她们起诉了，索赔离职的违约金，和由于她们离职、导致幼儿园中断与其合作所带来的损失，总计金额达到34万元。
小云小朵感到茫然无措，难道真的要赔偿吗？自己的工资连生活都只是勉力维持，又哪里有钱去偿还这巨额的34万元呢？
援助律师能否帮助她们？
双胞胎女孩来到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寻求帮助。
律师认为，其关键首先在于明确幼儿园停课原因。受理了双胞胎女孩的案件后，两位律师分别与北京市和区的教委取得了联系。
他们了解到两样重要信息：一是市教委在3月中旬开展了严打幼儿园“小学化”的专项行动，幼儿园一旦被查到，将受降级降类处分；二是这项政策早已有之，2011年教育部就下发文件禁止幼儿园开展兴趣班、强化班等课程。
因此，幼儿园和公司的行为本属违规，理应承担相应风险。现在将合作失败的过错完全归结到两个女孩儿的头上，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成立。
幼儿园停课，造成没有课上、劳动报酬不足的不当工作环境在先，女孩儿辞职在后，这也是合乎法律的规定的。
明确了办案思路，律师告诉小云小朵，不要担心，法律会支持我们这一边。
艰难的四次调解
2015年6月19日，大雨倾盆。
律师陪姐妹俩去公司协商调解。可对方却称记错了时间，拒绝此次调解。只得无功而返。
7月21日，案件开庭。对方公司代理人提交了《劳动合同书》、短信记录及幼儿园方提出解除合作协议的信函作为证据。 而援助律师则提出三项答辩意见，表明公司的仲裁请求并没有现实与法律依据，并提交了相关证人证言、微信记录和教育部委的相关文件等以为支持。
开庭前后，仲裁员第二次试图促成调解，但双方分歧很大，无果而终。 7月31日，仲裁员安排第三次调解。
公司拿出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仔细一看，里头有诸多不合法不合理之处。对此，援助律师直言我们不会允许违法协议的签署。
公司代理人则称，会将两人继续告至法庭。 第三次的调解又不欢而散。
8月20日，仲裁员最后一次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援助律师提出了两个调解方案：一是公司无条件撤诉，二是删去《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中的不合法条款后，双方达成协议。
公司起先还是不同意。但援助律师态度坚决，而仲裁员也指出了公司的违法之处，对公司违规办学的行为进行了指正。
最终，公司代理人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反复沟通，同意了律师的调解方案，撤诉、删去合同中不合理的条款，并依照律师要求，加上了“双方再无任何争议”一条，以免未来再对两姐妹发起诉讼。
当天，仲裁委做出决定，准许公司撤回仲裁申请。让两位女孩担心了三个月的案子终于宣告结束，公司再不能因离职的问题，为难他们了。
第二天，援助律师收到了女孩们的短信。
“谢谢你们这几个月来尽心尽力地帮助我们，辛苦您了！我们很感激您为我们做的一切，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将更加努力工作，迎接新的生活。”
（女孩名称均系化名）
特别鸣谢：高军生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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