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与法官的对抗-案件追踪-律师工作室-劳动争议维权律师 | 农民工法律援助网

  首页 | 关于我们 | 焦点新闻 热点评论 工作快讯 案件追踪 研究报告 法规数据 [专题] | 在线咨询 法律援助 微信 | 律师工作室 平台登录

案件追踪

律师与法官的对抗

2016-06-16 16:59:41   律师工作室   霍薇
农民工法律援助网(www.zgnmg.org)所有文章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律师与法官的对抗

引言:

李树峰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属于社会的底层,一天因琐事与人发生冲突,被对方打伤。本是受害者,到法院起诉,却遭到法官的不公平对待,律师帮助其维权,终于使其受伤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安慰。

 案件回顾

2014年8月21日9时许,李树峰按照老板的指示,与其他几个同事在本市165中学的操场内施工。由于紧挨家属楼,施工的声音有些大,家属楼的业主方毅民遂找到操场,要求李树峰等人停止施工。在交谈的过程中,双方情绪都有些激动,方毅民拿起施工工具扔到地上,而该工具系李树峰所有,于是,双方产生了谩骂,方毅民拿起榔头将李树峰打伤,造成右眼钝挫伤,内壁骨折,脑外伤。后李树峰报警,经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处理,对方毅民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事件发生后,方毅民拒绝赔偿李树峰。无奈,李树峰想到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于是找到了援助中心。

 维权手记

律师给李树峰写好了起诉状,然后到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先到了东城法院的北区,但是经查询行政区划,该侵权地点隶属于南区管辖,于是,李树峰与律师一起又到南区法院立案。而这小小的曲折只是艰难维权之路的一个开始。

开庭前接到法官电话,询问方毅民的联系方式?而李树峰手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并无方毅民的联系方式,律师只好通过其他方式查找。公安机关曾经处理过,因此,可能对他的联系方式有所记载,于是,律师到东城分局调查取证,并将查到的结果告诉法官。

等待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拿到了法院送达的传票,法院确定的开庭时间是4月14日。本以为案件会有所进展,可是又半路出问题了,方毅民并未到法院领取传票,法院只能邮寄送达,而该身份证地址无人签收,因此,意味着法院并未送达被告传票,无法开庭。

4月13日的时候,李树峰联系法官,是否如期开庭?法官的答复含含糊糊,既不说开庭也不说不开庭。李树峰询问律师的意见?律师认为,既然法官送达了传票,而李树峰又作为原告,如果不出庭的话,可能按撤诉处理,因此,为了稳妥起见,律师与李树峰一起准时到了法院。

法院确定的开庭时间是下午2:00,第七法庭。律师和李树峰到了法庭以后,有一个法官正准备开庭,于是我们就询问是否是我们的案子?得到的答复:不是。“可是我们收到的传票写的是这个庭”律师说道,“我们法院会临时调整法庭,你跟法官联系吧”书记员很不耐烦地回答。无奈,律师只好给法官打电话。

在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均无人接听的情况下,律师找到了一层的接待处,询问是否可以联系法官?结果被告知,无法联系,只能给法官打电话。后来,律师又到一层拐角处公示的法官联系电话处查询书记员电话,均无人接听。就这样,律师楼上楼下跑了几次,打了二十多个电话,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均未联系到法官。

最后,律师在其他法官处询问,得知康法官在十一庭。到了以后,法官正在和两个律师交谈。询问律师何事?律师告诉他缘由,并说已经给他打电话半个多小时了,均无人接听。“我和书记员都在法庭呢,当然没人接电话了”法官说道。“可是传票写的是2:00在第七法庭开庭,为什么是其他的法官在开?法院发的传票不应当是很严肃的事情吗,怎么可以随便更改?”律师质疑地询问,“我们法院就这样,随时可能会变更法庭。”考虑到既然是法院的习惯,律师也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法官继续和另外两个律师聊天,律师和李树峰在原告席等待。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从谈话内容来听,他们显然是在闲聊,完全不顾我们在旁边等待。于是,律师问了一句“法官,还开庭吗?”另外两个律师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寒暄了两句就走了。

法官说:“你们这个庭开不了,被告找不到人,邮寄送达也无人签收,你们需要提供其他地址。”

律师说:“我们不认识他,只能提供派出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记载的地址。”

法官说:“那你们去那个地址问问,方毅民是不是在那住。”

在起诉前,李树峰已经去过该地址,准备与方毅民私了,可是根本无人认识他。

于是,律师说:“我们已经去过了,没人认识他。如果法院邮寄无法送达,可以选择公告。”

听到这话,法官很生气的说:“你说公告就公告吗,你们提供方毅民下落不明的证明才可以,否则没办法公告。”

律师听到这话很质疑的说:“第一,没有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前需提供下落不明的证明;第二,给被告送达传票是法院的义务,与当事人无关”

听到这话,法官已经十分生气,也许在想如果当事人自己来,没准就糊弄过去了,但是现在有律师,显然律师说的有道理,无法糊弄过去了,就说:“我们法院就是要求提供下落不明证明,否则就不是公告。”

律师也毫不示弱,说道:“要开证明也可以,您告诉我们去哪个部门开。”

“你是律师,你不知道去哪开吗,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

“我们没有听过,当然不知道去哪开了。”

就这样,双方很僵持,法官显然有些招架不住,给书记员说:“给她们记上,如果提供不了就不能公告。”说完,气呼呼的走了。

书记员记完笔录后,让律师签字。但是律师看完以后,说:“我说了去哪开下落不明证明?为什么没记上?”书记员说:“法官没有再说话,所以就没记。”“那不可以,我既然说了这话,就应当记上,法官不回答是他的问题,如果不记录的话,这是不完整的谈话记录,我不会签字的。”书记员无奈,去找法官请示。最后的结果是,书记员说先这样吧,笔录不签了,接下来等法官再另行安排开庭时间。

于是,律师和李树峰一起走出了法院大门。李树峰对律师表示十分感谢,幸好有律师在场,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第二天,接到法官电话,他去方毅民的住所地送达了传票,确定了再次开庭时间。

再次开庭时,方毅民未到庭,其聘请的律师到庭。双方对于发生矛盾的事实不持异议,但是对方律师称:由于李树峰等人的施工扰民,故发生的打人事件,但是未提交任何证据。通过调查,也查清楚了李树峰未动手。然后案件进入法庭调解阶段,法官主张发生打架事件,双方都有责任,做调解工作时让李树峰承担一半责任,相应的赔偿各承担一半。但是律师向其解释,第一:李树峰在该事件中未动手打人,是受害者,让其承担责任不合理;第二,如果对方主张李树峰有过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现在对方无任何证据证明,因此,基于事实及法律让李树峰承担责任无依据。

但是,法官根本不听律师的解释,非常急躁的说道:“我判的话也是一人一半责任,各打五十大板,不行就算了。”与法官交流了大概半个小时,法官仍坚持自己观点,最终我们没有同意调解。

2015年4月29日,法官作出判决书,判决李树峰承担30%责任,方毅民承担70%责任。从该判决来看,我们已经取得胜利,因为至少没按调解方案一人一半责任。但是我们仍对判决不满,提出了上诉,法官依据自由裁量权让李树峰承担30%仍无任何法律依据。

李树峰提交上诉状再次遭到法官刁难。按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状交给一审法院法官,但是法官不收,说不负责这事。无奈,律师与他一起到法院提交,但是无法联系到法官,律师向法院一层的接收材料处说明情况,希望能转交法官,开始该处的受理法官并不愿意接收,让交给办案法官,但是在律师的再三说服下,终于同意,为了防止上诉状丢失或者不转交,我们要求法官出具了回执,做到万无一失。

在等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二审法院终于开庭了。二审的法官态度特别少,看了律师写的上诉状,也认为有道理,故,一直做对方的调解工作。我们的调解方案就是要求对方承担100%责任,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对方承担了全部责任,并且当庭履行完毕。其实,作为法律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因为无论从事实及法律上来说,一审法院的判决都是错误的,法官的认识存在错误,自由裁量权不得滥用,如果通过二审开庭,改判是最好的结果,也证明了律师的观点是对的;但是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他能拿到100%的赔偿,虽然是调解结案,但是也能证明一审法院存在错误,律师的观点是正确的。最终,案件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结果,当事人对律师与法官争吵来维护自己权利表示深深的感谢,一个大男人流下了眼泪,没想到律师这么为了自己的事这么上心,作为一个外地打工者,一直被很多人瞧不起,但是律师不但没有瞧不起自己,还发自内心的维护自己权利,不惜和法官争吵,一直目送律师坐上车才离开。

小结:

 

法官与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同操法律语言,同参诉讼活动。在诉讼活动中,法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必须保持独立,不受任何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法官居中裁判,需要充分听取原、被告双方的意见,不宜带有倾向性,要做到公正、公平。而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工作者。而作为援助中心的律师,更多地社会职能与法官是一致的,即都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按理来说,本应当是为了同一目标而奋斗的共同体,现在却产生了深深的对抗,也值得每个人深思自己的社会责任,为建立和维护和谐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返回律师工作室

微信平台

更多》

法律咨询

更多》
010-63813662
010-63839982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010-63813362/63859982
高级搜索 | 网站地图 |  | 京ICP备05080526号-1
© 2001-2012 All Rights Reserved